2020年四川自考鲁迅研究重要知识点四

16  鲁迅小说研究之研究

《鲁迅小说讲话》1951年泥土泥版，其作者许杰概括其研究方法：从形式入手，分析它，欣赏他，通过这种形式，接触到它的内蕴，……探寻他怎样从他的内蕴，也就他的生活实践，达到他的写作实践，终于完成他的艺术创制。……我是想从这样的一种过程，作为一种研究过程。

《讲话》对《药》和分析：

在这一篇小说中，故事的中心有两条线索。……一条是华老栓、华小栓出演的生肺病与吃人血馒头，一条是夏瑜的为革命而至于牺牲与流血。在这两条线索中，物的联系虽然是那个人血馒头，但人和联系，却是那个刽子手康大叔。但是……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，却是两个母亲的上坟。……从表面上看，华老栓父子这一方面，是一个支柱，是立干；而夏瑜这一方面，却是一个陪衬，一个凑搭。但以故事的内在的蕴藏的热力论，夏瑜这一方面，却是一个主体；而华老栓这一方面，却是一个引子，一个附属。这两条线索，一明一暗，一详一略，一主一从，会看小说的人，会看书写明正所以写暗，写详正所以写略；表面上看明写，详写的主，但从内在的潜力看，明写详写之处，正所以写出略写之处，所以暗写略写之处，却是立了。

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以及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，似乎带来了《阿Q正传》研究的新机运。其实，这种新机运并没有给《阿》研究带来什么好处。相反，它却表现了明显的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。当然，一些严肃的学术工作者还是进行了一些一丝不苟的学术探讨。

魏金枝在《对于〈阿区正传〉的看法》（《文汇报》1950年10月22日），通过《阿Q正传》与《死魂灵》的比较，探讨了阿Q的性格特征：

他的思想是混乱的，他的行为是飘忽的，……。在他的迟钝里有着敏捷，在他的朴野里有着奸滑，和他周围的地主们一样染上了时代的气氛。

兰野在论述《阿Q正传》的文章里说：

列入世界文学之林的《阿Q正传》……严肃地描绘出一个刚要跨进世纪禁门的中国人。并给全民族创作了一面伟大的镜子。他（鲁迅）写出了阿Q的可悲，也写出了时代的可悲。而且，——可悲之最大者，不仅在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，第二现实的创造力，以及讳疾忌医等等，还在于阿Q的畏强欺弱以及由于生存角逐而引致的自相殘杀。

上述摘录详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《鲁迅研究资料》19·P353

《建国初期的鲁迅小说研究》

17　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对我国小说的历史贡献，是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，使一向处于被压抑和歧视的小说艺术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尊严。它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尊严的，一是科学的。清末梁启超等人虽极力提倡“小说”，但他们重理轻美，把小说简单地视为宣传工具，是不科学的，这与“五四”新文学观是有所区别的。

周作人说，首先“须说明小说的意义，方才免得误会，被一般人拉动归入子部杂家”（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》，载于1918年《新青年》第5巻第1号）。所以，小说观念的革新，意义极大，“五四”新文学对小说的贡献正在于此。

小说观念的改变，还必须注入新的思想，使其在“科学的尊严”的基础上，具备战斗的尊严。

18　1919年小说创作空气渐浓。一时影响较著的是谢冰心，从他1919年发表《两个家庭》到1921年发表《超人》，这二、三年间，容或可以称为以冰心小说为代表的“问题小说”的小阶段。

这是我国现代小说流派发展的史前时节。它的创作方法即不能一般地看作现实主义，也不属于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，但其中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。从单个的作家看，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，有时又具有鲜明的创作方法上的两重性，如汪敬熙之《雪夜》和《一个勤学的学生》。这些，正说明了现代小说启蒙时期（启蒙一词不确？）小说的探索、不定型、不稳定、不成熟的特征。

鲁迅的小说，一开始是否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呢？见杨义《小说史》P121

1921年以后，现代小说进入流派竞起的阶段，也是现代小说第一个十年的初盛阶段。在流派初起之际，许多作家抱着文学进化的观念，曾为中国现代小说规划一幅流派发展的蓝图，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必然按照欧洲或日本的小说流派的发展顺序，按部就班地发展。

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。在现代小说的初创时期，学习西方是一个必然的过程，这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是相应的。但完全照袭西方显然不是客观。小说的本质最终由时代决定。实际上，我国小说流派的发展进程，全然打破了一些理论家或作家真实的主观设想。谁能自觉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，适应时代的召唤而清醒地认识这些呢？鲁迅对这些把握的如何呢？其一。

文学理论对于创作是具有指导意义的。如果照上述主观臆想，生硬照搬西方的创作方法依次实践于创作则如何？见杨义《小说史》P123

19　在《阿Q正传》研究史上，“民族类型”、“人性”的观点出现的最早。第一个提出这一见解的是茅盾。1922年《阿Q正传》登载第四章后，茅盾发表与谭国荣讨论新文学的“通信”，其中谈到阿Q：

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实指出来，是办不到的；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。是啊，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！

（载《小说月报》1922年2月号，署名雁冰）

过了一个月，《阿Q正传》刚刚连载完毕，周作人写了论文《阿Q正传》。他对阿Q的看法是：阿Q这是中国一切“谱”——新名词称作“传统”——的结晶，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，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。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。他的精神“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‘混合照相’……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。”（载于《晨报副刊》1922年3月19日　署名仲密）

又过了一年多，茅盾进一步发挥上面的观点——

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口里不曾说过“阿Q”这两个字。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，……我们不断地在社会各方面遇见“阿Q相”的人物，……但或者是“解减饰非”的心理，我又觉得“阿Q相”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非具，似人类普通弱点的一种。至少在“色厉而内荏”这一点上，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。

（《读〈呐喊〉》，署名雁冰，载《文学》1923年10月。收入李何林编《鲁迅论》）

“共同精神”的观点后来逐渐为“阶级论”所排斥。但用当时所掌握的阶级论来分析阿Q精神，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于是在三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期，又有人提出阿Q精神是“人性”、是“中国人的共同性心理”的见解。主要论点有：

阿Q所代表的，是非常广泛的中国民族性的一种典型，……中国的农业生产的经济形态，使一般士大夫与官绅阶级都未脱却农民的心理，所以阿Q这一典型，代表农民的、同时也是代表一般士大夫的，包容得非常广泛。

（巴人《题材与形式》，收入《扪虱集》。1937年7月）

阿Q这一人物，正象其它许多概括性很大的人物形象一样，远远地超出了它的时代和它的空间，超出了这些批评家，甚至于鲁迅自己给他所规定的范围。……扩大来看，阿Q精神的基本特质，是私有制的社会生活，是阶级压迫的关系，是人与人间的敌对关系，所产生的一种莫可奈何的、可悲可笑而又未尝不可恨的人的特质。它是世界性的。

（何直《现实主义——广阔的道路》1956年9月）

这些观点同茅盾等人先前的观点有某种联系，但又有些新特点。

1、联系鲁迅创作意图，阐述阿Q精神是“国民的魂灵”。

2、肯定阿Q的阶级身份及“革命性”。

3、较多地从理论方面揭示阿Q除了“阶级的烙印”之外，也有人的“共性”。

这最后一点——即从典型理论方面说明问题，尤其重要。阿Q作为一个不朽的典型，论者大都承认他的广泛影响。早在二十年代中期，陈西滢就说过：“阿Q不仅是一个trpe（典型），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，他是与李逵、鲁智深、刘姥姥同样生动、同样有趣的人物，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。”（《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》，收入《西滢闲话》）自称“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”，苛求鲁迅作品的人尚作如此评价，可见阿Q在文艺界得以公认的情形。

于万和《〈阿Q正传〉研究的进展》，载于天津人民出版社《鲁迅研究资料·11》，1983年版